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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王国”的退与进——探访中国第一个特别行政区卧龙特区

2018-11-20 07:18:39 来源:四川日报
记者 王成栋 编辑:许成嵩
标签:科科 裴桥镇

 

  本报记者 王成栋

  卧龙,大熊猫王国,大熊猫的家园。11月,横穿卧龙腹地的皮条河两岸渐次染红,数百万亩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40年来,为了保护大熊猫的家,也为了过上好日子,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一直在曲折中探索。

  2018-11-20,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辖区竖起卧龙特别行政区的牌子,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特别行政区。从此,“进”与“退”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前进的,是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后退的,是原住民的耕地、居住区和其他生产生活设施。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大背景下,卧龙已启动游客总量控制、行为引导等试点,再一次“以退为进”。

  退

  原住民、游客为珍稀动植物让路

  11月4日是星期天,在横穿卧龙的303省道上却看不到几辆汽车几个游客。

  10月中旬,卧龙特别行政区便下达“限行令”:游客须在特区外换乘区间班车,分时段进入;游客活动也被限制在特区内11个居民点附近。

  这是因为秋天是动物的迁徙季节,要把人类活动影响降到最低。

  卧龙在3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珍稀物种保护新范式。已82岁的卧龙特区首任主任赖炳辉回忆:1979年,卧龙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是全国少有的林业部直管林区,保护范围由银厂沟一隅扩展至汶川县卧龙、耿达两个公社的全部,面积从2万公顷暴增至20万公顷。从此,“一草一木不能动”成为铁律。

  面积大了,保护区有了,政策也逗硬了,却没能实现有力保护。时隔30多年,赖炳辉仍然记得:1982年底,273户人居住在保护区核心区,人均年收入不过112.8元,近三成没有实现温饱。为了吃饱饭,盗猎盗伐和开荒屡禁不止。

  将居民迁出保护区,地方无力承担;留在卧龙,保护区管理机构却没有相应职能,“几百户人要吃饭、就医、读书,咋办?”1982年来卧龙工作的赖炳辉被逼急了。

  相关情况上报林业部和省委省政府,最后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卧龙保护区辖地建立一个具有各种职能但又有别于乡镇的特区,由当时的省林业厅代管。

  卧龙特别行政区之“特”,在于要兼顾自然保护与原住民生活、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彻底转变粗放生产方式,实现“人退民富”。

  那时,住在卧龙镇银厂沟的刘铁民刚刚成年,每天想的是吃顿饱饭。1983年春,他交出了猎枪、斧子,一家人的生活只能靠6亩坡地以及每年200元造林补贴。3年后,作为首批生态移民,他搬到卧龙场镇。搬家后第一年,光是靠摆路边摊,就购置了电视机。11月4日中午,记者在卧龙镇场镇见到他时,他正在自家的农家乐中招呼客人。这个秋季,他的农家乐营业额已超5万元,加上6亩茵红李,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

  “刘铁民们”的成功,鼓舞了卧龙特区更多的人。1992年,保护区核心区原住民已全部搬到省道303沿线的缓冲区,办起农家乐、餐馆,种上了蔬菜、茵红李。卧龙的旅游业也渐成气候,年接待游客量以十万计。

  但特区管理层却不乐观:这里是保护区,游客无序大量涌入,带来经济效益,也带来新问题。“每年都有游客擅闯核心区。”卧龙特区副主任夏旭辉说,需要“退”的不只是原住民,还有游客。

  去年初,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送来“政策红包”:划分功能区,实施游客访问量控制和活动区域及行为限制。卧龙率先试点,“我们正在测算游客最高访问量设定多少为宜。”夏旭辉说。

  过往实践表明,“人退”与“民富”并不冲突,35年来卧龙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近7000亩,占总量的75%以上;去年底特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超1.4万元,高出全省平均值两成。

  进

  大熊猫种群数量翻番,活动扩域

  今年前10月,张树均已4次在巡山路上遇到了大熊猫,牛角羚、川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就更常见。2016年清明节,这位卧龙镇转经楼村洞口组村民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首批生态护林员之一,负责管护村里4000亩集体公益林。

  张树均说,如今遇到的大熊猫,要么在求偶,要么在领地内闲逛,或趴在树上张望,甚至与川金丝猴们抢夺领地。

  张树均第一次见到大熊猫同样是在眼前这片区域。那是1982年秋天,在这片刚刚开垦出的坡耕地里,正在“护秋”的张树均发现一只大熊猫钻进了玉米地,见到人来,扯了几根玉米后落荒而逃。赶来勘察痕迹的技术人员告诉他:这里曾是一片竹林,那只“偷玉米”的大熊猫,曾把这里当作采食地。

  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人“退”了,如何让大熊猫“进”?答案是:修复栖息地,修复大熊猫们的家。

  “这是一个技术活。”特区成立的那一年春天,23岁的张树均第一次没有开荒,把自家的6亩口粮田改成了竹林。技术人员已经把竹种、株距和行间距等写成“指南”。那年他种的是冷箭竹和拐棍竹,两者开花枯死周期不一样,好让大熊猫在不同时段都能采食。

  到1990年,村里的300多亩坡耕地全成了竹、乔、灌混搭的森林,大熊猫再也不必为吃食发愁。

  “谁来管”的难题又出来了。已实行了集体林和土地承包到户,世纪之交又启动退耕还林,昔日荒山荒坡都长出树子。2016年,卧龙特区决定,统筹森林管护资金和生态补偿,从富余劳动力中遴选生态护林员,把各村社不能开发的集体林纳入管控范畴,做到每块林子都有专人管护。

  如今,卧龙已有近200人经培训后上岗,管护面积约10万亩,基本扫除了特区内森林资源管护盲区。张树均转型成了护林员。

  有了护林员的“护航”,大熊猫们自然愈发“放肆”。统计显示,卧龙特区先后发现大熊猫活动踪迹200余处,几乎遍布除皮条河谷之外的区域。雪豹、川金丝猴、牛角羚等珍稀物种的种群数量和活动烈度均为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野生大熊猫DNA调查,不仅要让它们的活动扩域,还要让它们实现基因合理搭配。”夏旭辉介绍,特区建立35年来,卧龙野生大熊猫数量从75只增加到149只,增加近一倍;其活动区域比1983年增加了近两倍。其间,特区累计退耕还林还草上万亩,累计植树造林40余万亩。至去年底,特区的森林覆盖率增加到63%,林草覆盖率增至98%。

  人物回访

  箭竹开花带来“大考”

  抢救大熊猫的日子

  口述人:赖炳辉(卧龙特别行政区首任主任、党委书记)

  1982年,我调到卧龙,着手筹备特区工作。1983年3月,特区挂牌后,我以为忙碌告一段落。没想到,一场“大考”随后就来了。

  这年春天,邛崃山系出现大面积箭竹开花,卧龙是主要区域。箭竹是大熊猫的主食竹,开花就要枯死。当时,卧龙只有75只野生大熊猫,是有记录以来最低值。不久,山路上就发现有饿昏饿死的大熊猫,解剖之后,要么肚子里空空如也,要么是还没消化的干竹子。这真让人心疼得掉眼泪。那段时间,并非发情期的大熊猫经常跑下山去掰玉米、偷羊。饿成这样,多造孽嘛!

  卧龙特区刚一成立,就有这场“抢救大熊猫”的硬仗要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熊猫。”这句话真是不假。当时,卧龙特区在职职工300来号人,都得去巡山护林,看看是否有挨饿的大熊猫。还发动群众在保护区里头修了不少圈舍。

  社会各界也都来帮忙,外国的设备、资金和专家,全国各地寄来的汇款单,几分钱、几毛钱到几百元钱的都有。

  即便有各方帮忙,那段时间我们真的还是怕,一怕保护不好大熊猫;二怕到处打电话:你们那还有兽医和车子不?又发现一只饿昏的(大熊猫)。

  1986年,枯死的箭竹逐渐发芽,野生大熊猫的口粮逐渐恢复,饿昏、饿毙的现象完全消失了。这年的8月12日,核桃坪基地又传来喜讯:人工圈养的大熊猫“蓝天”出生了!这意味着,我们手里有了对抗大熊猫生存危机的基因密码。可把我们高兴惨了,通过电话和电报到处报喜。这意味着“抢救大熊猫”行动取得了全面胜利。

  本报记者 王成栋 整理

  采访手记

  首任“熊猫特首”的情怀

  本报记者 王成栋

  赖炳辉82岁了,已迁居北京20多年,记忆力和听力明显衰退,刚说过的话转身就忘,而且越发不喜欢外人打扰。

  11月2日下午,记者拨通他的手机,他当即接受采访邀请,只是提议改在第二天。后来,家里人说,听到记者一提到“卧龙特别行政区”,赖炳辉眼里放光,放下电话就去翻找30多年前的工作笔记。为了核实一个时间、一个数据,他多次给卧龙特区打电话查询——建议第二天采访,就是为了尽可能准确。

  采访后,他还3次来电:记者,不好意思,我觉得还有些事情没说清楚,是这样的……

  1983年至1990年,赖炳辉担任卧龙特区主任、党委书记7年,有人因此称他为首任“熊猫特首”。“我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能够见证并参与开辟大熊猫保护新范式,是毕生的荣幸。

  退休后也一直关注卧龙,关注大熊猫。家里人说,每次逛动物园,老人都会对着大熊猫看上一两个小时。“你在卧龙还没看够?”赖炳辉回答:“看大熊猫怎么会看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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